史部目录分类中史评类的成立论文

史部目录分类中史评类的成立论文

　　在中国目录学史上，史书分类法的发展、演变是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因长期的历史实践，史书分类最终选择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范式的四部分类法。史部作为重要一部，其内部分类法亦历经变革，类目的创设、废改、沿袭纷繁复杂。“史评类”是史部分类中较晚出现的一个类目，从发明到普遍应用，历南宋而清代，时间之漫长，难有出其右者。实际上，学界对史评类目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，大致梳理了其演变的起讫点以及独立立类的原因。但需指出的是，如果不能明了史评类目在南宋、元、明以及清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前的演变情况，我们很难说已经真正了解了其沿革过程，更逞论正确分析其内在因由。有感于此，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细致梳理史评类目的演变轨迹，对前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加以修正，进而分析为何此一类目的确立历经曲折。略需说明的是，为便于讨论，本文以史评类史书的代表作《使通》《读史管见》等作为观察历代著录情况的重要线索。个人以为，这既合乎历代实际著录的规律，又是一个简便易行的操作方法。

　　1南宋:史评类分类的出现

　　据现有记载，史部首创史评类，始自南宋初期晁公武《群斋读书志》，著录了以《史通》为代表的一类史书。

　　应该说，对于《使通》之类的书籍，章如愚可谓与晁公武有相似的编目思想，但未传承晁氏的提法。真正继承晃氏这一分类标准的是高似孙，其所著《使略》一书，卷四专列史典、史表、史略、史钞、史评、史赞、史草、史例、史目等，这表明他已经把史钞、史评、史赞进行了明确区分，比晃氏更进一步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史评类独立分类的思想并未受到普遍重视。因此，在元、明至清初，这一类目虽不像学者通常所言，直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才重又确立，但确实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沉寂和冷落。

　　2元、明:不受重视的史评类

　　元初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中设史评史钞类，史评类小叙内容因袭《群斋读书志》，显系转抄而来。虽无甚创新，但体现了对史评类这一分类法的继承。元末，《宋氏·艺文志》则径直将史评类史书归人集类，方法一仍晃公武之前的分类法。根据元代史臣修纂宋辽金史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窥见其对《史通》类书籍的看法。

　　对于明代，学者往往批评其学风的空疏，目录学方面也乏善可陈，但就对史评类书籍的分类而言，有几部目录书实际上继承了晃公武的分类法，甚至有所推进。明人祁承煤在《澹生堂书目》中将《史通》等书归人史评类，在小目下分“考正、论断、读史”等三类，区分更为详细，并且在分类上对史评与史钞也明确区分。陈第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将这一类书人“史类·史论”，可见这一分类在明代并非绝响。学者在论述史评类在目录学史的发展时，往往由南宋而直接讲到《四库总目》，中间漏掉明代乃至清初，这样是欠周全的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编纂之前，黄虞樱在《千顷堂书目》中便有“史学类”与“史钞类”，可见二者区分明显，“史学类”大致类似于“史评类”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关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编纂，据黄爱平先生研究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虽大多沿袭前代成法，却有折中诸家，在类目的设置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改进、创新，并且强调立类应根据图书实际情况。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首《凡例》所言:“古来有是一家，即应立是一类;作者有是一体，即应备是一格。”可见，四库馆臣明显贯彻了“存在即合理”的原则，这样也便于他们吸收前代目录学分类的成就，综合历代成果。尽管在《总目提要》史评类小叙中馆臣对史评类史书评价不高，这与清代学风的转变当然大有关系，但馆臣仍尊重历史事实，不能无视唐代以来书目庞大的此类史书。史评类小叙云:

　　百家谰语，原可无存，以古来著录，旧有此门，择其笃实近理者，酌录数家，用备体裁云尔。

　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后，清代各类目录书大多采用了《总目》的分类法，史评类遂得其所归。

　　独公武于史部设史评，又于街本集部设说文，文史批评著述遂得所归，故后世众目多宗焉，如《四库总目》有史评、梁启超论新史学分类有史论、章炳麟拟《史学考总目》有史学，是皆可见公武于史部目录分类独有卓识尔。

　　由上所述，史评类创设自南宋晃公武，中经几百年的曲折，至清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时重新“发现”这一类目，获得史官认可，才得以成为史部分类中不可或缺的类目之一。尽管现代学者认为古代史论与史评的区分不够明显，但不宜求全责备。史评类的创设原因，学者们已有不少讨论。来新夏先生认为，之所以在清代才确立史评类这一类目，原因在于，在清代之前史评类书籍少，难有独立立类的条件。从宏观上看，这一点当然算是一个原因。但如果满足于这一解释则不免太过简单。我们可以反问:为什么在南宋史评类书籍尚少的情况下就能创设此类目呢?元、明至清初，史评类史书已经大量增加，为何还得不到普遍的认可呢?显然，来新夏先生的解释在此并不适用。实际上，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两点:其一，元明两代目录学的发展处于低潮期，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创新，因此，虽然明人议论颇多，史评类史书数量激增，但这从客观上影响了目录学著作对新兴史学分类的采用;其二，时人对史评类书所存有的偏见也是重要原因，虽然这一类书数量大，但固有的观念使得此类书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。

　　由此言之，虽在南宋时史评类已经创设，元、明两代也间有继承，但因时人固有的偏见，终不能成主流。据前引黄爱平先生的观点，四库馆臣本着尊重实际的原则，排除偏见借鉴前人分类法，重新确定此类目。至于南宋时晃公武首创史评类，从客观上看，史评类书籍达到一定数量当然是必备的条件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从社会大环境看，随着宋学的勃兴，宋人喜好议论之风颇盛，所谓“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”， 宋代史论是中国古代史论史上最繁荣的时代，宋代(尤其南宋)史学的义理化也成为重要发展趋势。南宋胡寅之侄胡大壮为《读史管见》所序，其中所言代表了时人对史评类书籍的典型看法:

　　明理以为经，纪事以为史;史为案，经为断。史论者，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。胡大壮序根据他的观点，史论是史事论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可见宋人对史评类史书颇为重视，晃公武作为曾活跃于朝中的士大夫当受时风的影响。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对《江湖集九卷》的记载，晃公武曾在江湖之士中，大概是因为“士之不能自暴白于世者，或赖此以有传”。对诗的热忱尚且如此，晃氏对于史评类史书自当更有留意。除晃氏《郡斋读书志》中的小叙，大概难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晃氏设史评类的用意，以上也仅据当时大环境略作推论，或可聊备一说。在此仅说明大环境之于个人的影响，由此也作用到晃氏创设史评类—这一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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